庐山会议上，黄克诚批评彭德怀：你总是感情用事，和主席共事多年，何必写信？ 梦见很多死鱼

文/龙正才

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彭德怀与开国大将黄克诚，都是湖南人。他俩同在一起南征北战，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奋斗几十年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俩性格有不少共同之点，也有许多不同之处，正是这些相同和差异互补，在他俩长期交往中编织出最深厚的革命友谊。

一

1930年2月，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，任大队政治委员。到任后不久，苏区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案，即以李立三为代表的“左”倾盲动路线。决议案把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，作为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。这个计划，在当时许多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，各地红军不断壮大的情况下，一度得到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拥护。可是，黄克诚却深感这个计划执行起来风险太大，所以他天天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。张纯清说他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，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。后来，黄克诚又在干部大会上提出“现在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”，也不能用起义的办法夺取长沙，当即遭到大家激烈围攻，指责他是严重右倾，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。于是，组织上撤销了原来要他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，仍让他留在支队工作。可是，黄克诚无法容忍红军贸然攻打大城市遭受无谓的损失，又感到光在下边争论不能解决问题，便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，陈述自己对于全国形势的看法，说明目前不能攻打大城市的理由。

彭德怀

这时候，彭德怀也正处在矛盾之中。当时红五军主力只有8000人左右，中央却决定要他们扩编为红三军团，直属中央领导，并准备再编为红三方面军，配合红二、四方面军夺取武汉。他反对攻打武汉，可他身为红五军的主要领导人，又必须考虑到不执行党中央决议的不良影响。他看过黄克诚的信后，惊奇地发现黄克诚在不打武汉这个重大问题上与他有着相同的认识，更感到黄克诚在受到大家严厉批判，政治上已抬不起头来的情况下，竟然还要给组织写信，申明自己的意见，不放弃共产党员对革命应有的责任，这样做实在太不容易、太可贵了。从此，黄克诚这个名字在彭德怀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没过几天，红三军团攻克岳阳，占领平江，接着全军动员攻打长沙。黄克诚对打长沙最初是有所保留的，但后来红三军团以少胜多，很快攻克了长沙，俘敌四五千人，缴获大量武器、弹药等。虽然不久红三军团被迫撤离长沙，但黄克诚仍然从内心敬佩彭德怀作战指挥的才能和素养，为红军有这样一位高级指挥员而感到高兴。

但是，在不久以后攻打江西赣州的问题上，黄克诚与彭德怀就有了不同见解，发生了激烈争论。

1932年2月，黄克诚对攻打赣州的行动持反对态度。可是，彭德怀攻打赣州的态度却很坚决。

等部队开抵赣州城下，黄克诚发现地形条件对红军十分不利，越发感到这个仗不能打。等到第一次攻城受挫后，黄克诚便立即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的建议，彭德怀没有同意。后来，红军又两次爆破攻城，均未成功，加上敌人援军一个师潜入城内，增加了守城力量，黄克诚更加感到攻城无望，若继续屯兵坚城之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于是，他直接向彭德怀总指挥建议迅速撤围。黄克诚毫不客气，批评彭德怀拼命蛮干，是“半立三路线”。彭德怀依然没有理睬。

坚持攻城30多天后，红军未获战果，被迫撤出战斗。在战役总结会上，彭德怀、黄克诚两人相见，和好如初。用黄克诚的话说，他们是“争吵归争吵，吵过之后，照样相处，毫不计较，也不影响工作”。在战争实践中，彭德怀逐步加深了对黄克诚这位湖南老乡的认识，彼此的交往也逐渐多起来。

二

在中央苏区，彭德怀与黄克诚都对肃反扩大化不满，都坚决反对乱捕滥杀。黄克诚不顾个人得失，保护过一批红军官兵。彭德怀也保护过黄克诚。

那是1931年冬第二次打“AB团”的时候，黄克诚因为对中央苏区第一次打“AB团”时错杀革命同志的教训刻骨铭心，所以他反对肃反委员会的做法，尽力保护自己的部下。当时，黄克诚是红三师的政治委员。他接到肃反委员会抓捕红三师人员的名单后，设法抵制，拒不执行。但当时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很大，尽管黄克诚抵制，他们仍然在第三师抓走一批干部。所以，后来黄克诚接到肃反委员会的抓人名单时，就把名单上的干部藏起来，每天派人送饭。打仗的时候，再叫他们回连队参加战斗，战斗一结束，立即再藏起来。但是，事情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，几个作战勇敢的干部又被抓去杀了。黄克诚痛惜万分，愤怒地质问肃反委员会“何以滥杀无辜”，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。因此，黄克诚被怀疑有问题，肃反委员会说他是“AB团”分子，撤销了他的师政治委员职务，将他抓起来并准备处死。彭德怀从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回来，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坚决反对这种做法。彭德怀问肃反委员会，为什么把他的师政治委员抓起来？肃反委员会拿不出黄克诚是“AB团”和“托派”的证据来，只好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彭德怀说，对机会主义可以批判斗争，怎么可以采取捕杀的办法来处理呢？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，只得将黄克诚释放，恢复他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。这件事，彭德怀从未对任何同志讲过，也未对黄克诚本人提起过。

黄克诚

黄克诚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在庐山会议之前，我对肃反委员会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将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，别人没有告诉过我，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过此事。直到庐山会议上批判我而扯到这件事，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。”彭德怀也因为有人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是为了“报答救命之恩”，想把他们之间纯真、崇高的革命友情庸俗化为私人勾结、互相利用的哥们义气，才于1962年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写了“我与黄克诚同志的关系”一节，说明了他在1931年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干预肃反委员会抓捕黄克诚一事。

红军长征途中，黄克诚曾代替彭德怀挨过批判。1935年2月，黄克诚见中央红军在过湘江时遭受重大挫折，深为党中央的安危担心，特意找领导同志谈心，提出红军应当避免再打硬仗，尽量保存革命力量，并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。因此，领导怀疑他缺乏信心，把他调离领导岗位，回军团司令部赋闲。他找彭德怀要求工作，彭德怀无奈只好让他担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。黄克诚本来就高度近视，恰巧当时他的眼镜又在战斗中被打坏。有的参谋对彭德怀叫黄克诚当侦察科科长不以为然，不相信一个视力不好的人能侦察到敌人的真实情况。彭德怀说：“我信，因为他不说假话。”会理会议上，毛泽东误以为林彪给中央写信要求撤换军事指挥是彭德怀指使的，因而严厉批评了彭德怀。会理会议后，红三军团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，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思想。由于不便对军团长彭德怀直接点名，便把黄克诚狠批了一顿。黄克诚心里明白，批他是假，批彭德怀是真，因为他早已不担任领导工作。但是黄克诚担心因此造成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隔阂，直到后来不久看到毛泽东与彭德怀尽释前嫌，一起研究地图时有说有笑，才彻底放心，认为代替彭德怀挨一顿批也值得。

三

黄克诚与彭德怀都敢讲真话，说话直爽，实事求是，敢于坚持真理。但两人的性格有所不同。彭德怀性情刚烈，说话开门见山，办事雷厉风行，打仗勇猛顽强，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，他就要坚决干到底。用黄克诚赞扬他的话说，他有股子“蛮”劲；黄克诚比彭德怀多读了十几年书，是个中师毕业的知识分子，古文底子好，爱好旧体诗词，历史知识丰富，性格外柔内韧，平易近人，有独到见解，往往在很多人头脑过热的时候，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。彭德怀最喜爱的就是黄克诚这种绝不“随风倒”的品格。

不同的阅历和性格，给他们带来有益的互补，他们有过许多争论，也有过相互切磋和提醒。

在战争年代，黄克诚多次提醒彭德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黄克诚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、军委秘书长、国防部副部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，当面提醒彭德怀的机会更多了。

2 0世纪5 0年代后期，黄克诚常提醒彭德怀注意谦虚谨慎。1958年冬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应遵义政府之邀，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了墓碑。写完后，彭德怀情不自禁，出于对革命挚友的怀念，又写了一首长诗，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直至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历程，追述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。二三百字的四言长诗，每个字被彭德怀用毛笔写成拳头大，飘洒，奔放，很有气势。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等将其铺在地上观赏。恰好黄克诚走了进来，王焰带着赞赏的口气问黄克诚：“您看写得怎么样？”黄克诚粗看一遍后，觉得字写得还好，但行文要更谦虚一些。

1959年6月，黄克诚迎接彭德怀访问东欧回来。

1959年，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通知，因为他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回来不久，还有些文件和事情要处理，又考虑到黄克诚是书记处书记，对地方情况比自己熟悉，所以想要黄克诚去开会，自己在京值班。黄克诚想起前不久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对彭德怀提出过批评，怕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，便恳切地提醒他：“老总，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你是政治局委员，怎么能不去？还是我留下来值班，你去开会的好。”彭德怀没有固执己见，听从黄克诚的意见，上了庐山。可惜的是，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。

后来，黄克诚也被通知上庐山参加会议，并被打成“彭黄张周”反党集团，遭到批判。

黄克诚7月17日早上到达庐山，上山后和彭德怀同住176号别墅。他俩一见面，彭德怀就拿出他写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。黄克诚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说：“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，但信的写法不好，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。”彭德怀说：“实际情况那么严重，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。”黄克诚抱怨道：“你总是感情用事，你和主席共事多年，应该互相了解较深，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，何必写信？”然而，一切都已晚了。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写上“彭德怀同志意见书”标题后，已于7月16日印发给到会同志。

会上，一些人在对彭德怀的批判中指责彭德怀与黄克诚搞“湖南集团”“军事俱乐部”，说彭、黄是“父子关系”。这是彭德怀与黄克诚所不能容忍的。黄克诚当面对毛泽东做了这样的答辩：“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，只是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。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，有不同意见就争，几乎争论了半辈子，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，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。……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，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。”“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，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，多谈几次话，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，如何就能成为‘湖南集团’?至于‘军事俱乐部’，更是从何谈起呢？”

彭德怀面对一些人的指责与攻击，也对他与黄克诚的关系，做过一些申述。他说他与黄克诚相识这么长时间，从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克诚担任任何职务；他同黄克诚接触比较多，但这种接触，绝大多数是研究工作或讨论问题；若说他俩关系不同于其他同志，主要是他俩“在工作上的相互信赖，彼此讲话随随便便；言词也不讲究，彼此并不挑剔”。彭德怀说：“我不愿当国防部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，对黄谈过多次，他认为我这些想法不对，而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平日工作烦琐，我有时发脾气时，他当面替我圆场，背后对我有所规劝或批评。在日常工作中，他的意见一般我是比较注意或采纳得比较多些。但是，我同他在工作中并不是没有争论的，而是有争论的，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，彼此并没有什么计较。”“总之，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，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，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关系。”

会上，大家对黄克诚只给自己戴“帽子”不满足，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。彭德怀劝黄克诚别那么紧张。黄克诚说：“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，‘反党’可就要紧了，我确实是很紧张的。”彭德怀说：“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‘富国强兵’，没有什么别的想头。”他劝黄克诚别悲观。黄克诚后来说：“似乎他比我还乐观些。”

庐山会议后，黄克诚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，与彭德怀失去了相互交谈的自由。但他们两个人的友情和相互关怀好像永远也无法切断，用黄克诚恢复工作以后的话说：“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。”1965年，当彭德怀派往四川时，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省担任了副省长。当他在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时，旧地重游，触景生情，想起1940年同彭德怀一起商谈反摩擦的情景，吟咏《江城子》词一首，题为《怀念彭总》：

久共患难自难忘。不思量，又思量；山水阻隔，无从话短长。两地关怀当一样，太行顶，峨嵋岗。

犹得相逢在梦乡，宛当年，上战场；军号频吹，声震山河壮。富国强兵愿已偿，且共勉，莫忧伤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彭德怀、黄克诚又同遭厄运，被“监护”在同一个院落里。两人虽然近在咫尺，却不得相见。有一次，彭德怀从一阵熟悉的咳嗽声中，听出隔壁关的是黄克诚，就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。据哨兵回忆说，一天，彭德怀问他：“我的战友情况怎样？你给我问好。”又说：“他的一举一动，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。”一次，黄克诚在看守人员的默许下见到了正在散步的彭德怀，赶紧凑过去关切地问他：“天气已很冷了，你为何不穿棉鞋？”彭德怀回答：“棉鞋带来了，是我没穿。”又说：“别说话了，免得麻烦。”黄克诚“虽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，但怕给他添是非，也只好闭口不问了”。

1974年，彭德怀弥留之际，说话已经十分艰难，还断断续续地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，并说要将他的书籍“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”。

黄克诚

1978年冬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，黄克诚已经回到北京，彭德怀冤案即将平反。彭梅魁把她伯伯私藏在家乡的回忆材料（即《彭德怀自述》中的大部分内容），送交给黄克诚，并请他转送中共中央。很快，彭德怀的冤案平反了，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了，但是他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。黄克诚为此痛惜万分，遂撰写了《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》的长文在《红旗》杂志上发表，抒发悼念彭德怀之情。

出自：《湘潮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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