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璐/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文理学部教师

Dios mueve al jugador, y éste, la pieza.

Qué dios detrás de Dios la trama empieza

De polvo y tiempo y sueño y agonías?

—— Ajedrez, J.L. Borges

上帝移动棋手，棋手移动棋子。

而上帝背后又是哪位神祇，开启了这场

尘埃、时间、睡梦与痛苦的阴谋诡计？

——《棋》博尔赫斯

古典式乡愁是古人独享的体验。今天，当我们说故乡回不去了，并不是指回乡之路漫长，而是说家乡在飞快地分崩离析。家乡在远离我们。

家乡甚至可能只是赛博朋克中的居民点，它难以再产出任何思乡之情。出生于本世纪的中国青年的处境可能普遍如此。毫无疑问，随着城镇化进程深入，越来越多人在现代城市出生：在镇里、城里、都会里。这些词在今天的意思与过去也大不相同。在19世纪它们意味着大理石、砖木结构，20世纪意味着混凝土、玻璃，21世纪意味着碳纤维、硅晶体或尚无名称的材料。若更深层地凝视大地，今天组成我们居所的不是物质，而是数据。我们的场域、脚下风化中的大地、沙漠中的营地、沧茫大海中的孤舟，都是一束信息流。我们住在一粒沙上，很清楚它明天就随风而去，飘零在无限的“沙之书”中的某处。巴迪欧说，拉比德·本·拉比阿的悬诗和马拉美的《骰子一掷》都暗示我们，在流变的偶然中找不到确定，只能一次次地寻找新偶然，因为“昔日熙攘的场所，空无一物的场所，在早晨被遗弃”“被抹去的，一天和每天的营地”“基于此的一切现实就都溶解了”

[1]

。所以我们没有故乡，我们居住在流变的0/1之中。可见的家乡只是被0/1的理念所制作出来的，是可拆卸、替换、重组的部件。

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？

2016年，本杰明·布拉顿出版了《栈：论软件与主权》[2]。他认为，计算机愈发强大的计算能力所推动的自动化工厂、互联网、移动端应用程序、云平台、物联网、智慧城市等一系列我们近30年的生活方式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化生态和治理结构（大众能从这次的全球疫情治理中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，布拉顿也以《真实的复仇：后疫情世界的政治》[3]重申对全球化政治走向的看法）。随后，他还提出2022大地重塑计划（The Terraforming 2022 Program）[4]，借用原本殖民类地行星并创造人居生态系统的“地球化改造”思想，用这一思路来重新设计并制作地球母星，以缓和现在的生态环境和人居需求之间的冲突。

布拉顿的“数据文明”模型构架，以栈协议（protocol stack）的多层结构逻辑为基础。这类计算机语言协议，可以数据准确、高速、高质量地通过无线电波、网线、无线网络传输到目的地。它好比是语言学家制定的自然语言语法，即文法，如“主谓宾结构”：儿童只要学会了这套语言协议，就可以学会用句子来部署自身的思想表达。同样，人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协议来部署其他东西，如，场所。布拉顿把这颗蓝色星球分为地球、云、城市、地址、界面和用户六个层级，它们以“栈”的形式分布。在全球化计算意识与算法治理时代下，布拉顿用计算机语言重新解读了城市规划和政治哲学，并诠释了“人类世地球文明”。

如何理解“栈”？让我们暂离布拉顿，回到源头。在Java语言中，栈区（stack）代表一种数据项按序排列的数据结构，是系统自动分配的临时存储区。它的特征为：a）自动化：系统自动分配，无须人力申请，也不能人为操作；b）模块化：若空间足够，系统逐一为标准化需求做分配，反之则不；c）高速：分配速度快。反之，有另一种分配方式，称为堆区（heap），其特征相反：手动、非标准、低速。类比一下，栈区就像片场盒饭，所有盒饭都一样分发给500个工作人员；堆区就像是厨师专门为某一个重要任务（或人物）而做菜。这两个词原本意思相同：英语中stack指一叠东西，heap也是；汉语中“栈”是仓储区、栅栏内、堆物之处，“堆”也是堆叠东西的形式与场所。两者无异，就像“聚”或“集”，只是使用习惯不同，但计算机术语赋予了它们独特的意思。布拉顿借用“栈”的概念，表达信息技术的模块化、垂直化的运行所带来的独特生成能力（此时stack也译作堆栈、堆叠，但覅与heap混淆），提供了一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视角以及搭建平台城市的新思路。

但回到计算机语言，堆/栈分野的思维也可以用来理解城市的生成。最初的“堆”从何而来？法语中，agglomération一词的历史演变也表达出了“堆积物生成城市”这一思想：它最初表示一团、一堆、堆积，形象地看就是结块的沙块、雪堆，然后引申出粘结，再变成了结合、团结，最后变成聚落、集落，居民点，城市及其郊区的总称。几个例子：古雅典，典型的堆，人们围绕着山丘上的卫城（Acropolis，高地之城邦）建立起了这座城市；龙达，海明威眼中最适合与人私奔的城镇，背靠峭壁而建立，也是典型的堆；诸多城市围绕港口、河道而建立，比如比雷埃夫斯、亚历山大、香港、上海；其他城市或盘踞湖泊、良田、矿山、集市、神庙，或遏南北交通之要冲，其背后都是人们自然的聚集意识。而城市的“栈”则是一种规划设计好的可复制模块，就像用乐高积木来搭建。始建于元明两代的北京城（以及各种京城）有最早的城市规划，道路宽阔而标准，方便调动军队，路边的四合院犹如一个个模块；现代城规的典范，1853-1873的“奥斯曼计划”也蕴含相同的思想；再晚些，纽约的曼哈顿岛和巴塞罗那新城，以及类似的城规开始遍及全球。堆是因各类偶然目的而形成的聚集，栈则是以速度与数量本身为目的的无目的性的复制。栈是扩建，因此它不含本真性[5]。

连接这些城市的通道也像“信息高速公路”（30年前我们用高速公路来类比计算机通讯网络，而今天互联网早已是更为人熟悉的东西，竟让我们要反过来类比）。高速公路就像信息流，汽车就像是把我们分配入城市的信息簇。洛杉矶县的英格尔伍德有一个壮观的高速公路交叉路口，不少加州人都在那里开错过车道。全球各地也每天都上演着类似的事：当我夜间在宝山和浦东的高速公路驾驶时，感觉和在洛杉矶、东京或巴黎的郊外别无二致——每个城市的高速公路都一模一样，像是文明的云层自动分配给每个城市的“栈”。而老城区歪歪扭扭的小路则是“堆”出来的。“堆”就是“栈”这个乌托邦的他者，就是异托邦空间

[6]

。

当我们被分配进城市之后，所居的建筑也是如此。蒙特利尔的Habitat 67、东京的中银胶囊大厦、巴黎的蓬皮杜中心、上海的中远两湾城、普吉的纳卡酒店，就像一个个三磷酸腺苷的分子结构，野蛮主义、新陈代谢主义、高技派或芝加哥学派，这些不朽的钢筋混凝土就像沉睡的硅基生命体，嵌入我们的城市。我们竟居住在标准化的水泥火柴盒里并以此为荣，海德格尔一定大为恼怒！[7]更不幸的是，我们的衣食住行乃至一切日常生活都是如此：快消食物（食堂盒饭、可乐、饿了吗）、快消服装（淘宝店、优衣库）通过集散中心（义乌、阿里巴巴）分配部署，我们的知识和朋友也是这么被百度和腾讯如此部署的。现代化城市中的大众需求，全都通过城市的“扩建意志”进行栈区式分配（扩建意志让城市表现为一只永不满足的野兽）。栈就像一块块压缩饼干，如果你有幸尝过，就知道它的味道。而生活和居所中仅存的“堆”，就是人们在老城区（la cité）里留下的每一个脚步，或是那个梅斯基尔希人在托特瑙山里为自己建的林中小屋。

这就是堆/栈在云、城市、地址的映射，两者分别代表了城市生长的两种类型：主体性和无意识。人类学上，人因社会分工、合作、交换等目的而有聚集需求，造就了天然的集市和聚落，成为无血缘关系的城市的雏形，这就是“城市主体性”；而主权机器的规划、“哲学王”的筹谋看似是少数人的意志，其实是城市中每个人推动的集体的“城市无意识”（因为是民主默许了集权团体实施扩张计划，不然后者必将垮台或流失人口）。当还未存在城市规划时，城市以堆的方式形成；当城市规划出现后，栈就出现了。堆，看似是无意识形成的集市、城邦，但背后是聚集者们的集体主体，并形成了城市气质（ethos）。栈，看似是当局有意规划，但背后是社会无意识的扩张欲望，代表了城市意志（Wille）。就像博尔赫斯说的，在那些造物者的背后，还有一股难以具名的神秘力量[8]。

如今两股力量各自推动城市的生成，但我们发现在“计算社会”出现后[9]，“栈”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远远大于“堆”的力量。如今，全球资本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授意了民主，民主又默许了主权机器快速扩张城市，主权机器就执行了栈协议，把人群快速打包、分配、部署到一个个城市栈区里，形成了“巨大的不可逆的政治地理重塑”[10]，这种重塑孰优孰劣还有待时日考验。所以，维利里奥会说，后勤学代表了现代性[11]。物流（后勤学）、财务流（金融学）、信息流（情报学）无一不是主权机器最关注的工具。而巴迪欧会称之为对“数”的滥用和计算之恶[12]。布拉顿认为“栈”是解放，“堆”是沉沦，但可能恰恰相反。若当“栈”出现症状，当它沉沦，别忘了“堆”，别忘了本真性。

两者叠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堆/栈所叠加的世界叫做“元城”，或元宇宙（Metaverse），一个叠加了虚拟实境（堆）的现实（栈），即叠加了我们的主体性诉求与日常无意识生存的双重生活。这对于柏拉图主义者们而言并不陌生，“堆”就是理念世界。

参考书目

[1] Badiou A., Petit Manuel d’inesthétique, Seuil, 1998

[2] Bratton B., The Stack：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, The MIT Press, 2016

[3] Bratton B., The Revenge of the Real: Politics for a Post-Pandemic World, Verso, 2021

[4] Bratton B., The Terraforming, Strelka, 2019

[5] 马丁·海德格尔，“艺术作品的本源”，见《林中路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

[6] Foucault M., Dits et écrits. 1954-1988, Gallimard, 2001.

[7] 马丁·海德格尔，“筑·居·思”，见《演讲与论文集》，p. 152-171，三联书店，2005

[8] Borges J., Selected Poems, Penguin, 1999

[9] Bourdieu P.,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: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(1992-1993), Seuil, 2017

[10] 陆兴华，《人类世与平台城市：城市哲学1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2

[11] Bratton B., Introduction to Virilio’s Speed and Politics, Semiotext(e), 2007

[12] Badiou A., Un, multiple, multiplicité(s), Multitudes 2000/1, n° 1, p. 195-211.

（本文为作者在同济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“元城”工作坊上的发言，原标题为“堆与栈：生成城市的主体性与无意识”）

责任编辑：朱凡

校对：张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