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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酒鬼的逆袭之路:从寄人篱下门客到唐太宗最信任的宰相 梦见猫是什么意思


文:沙尘暴(读史专栏作者)

唐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是谁?既不是名臣魏征,也不是国戚长孙无忌,而是布衣宰相马周。对于他的谏言,李世民采纳率之高,是前所未有的。

01

说马周,得从另外一个人说起。

公元626年7月2日,位于长安城大内皇宫北宫门的玄武门发生了一次流血政变,本因战功与威信皆不及弟弟李世民的太子李建成,联合弟弟李元吉欲陷害李世民,结果反被李世民所杀,史称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
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赢家,与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不无关系。这个小人物名叫常何,汴州浚仪(今河南省开封市)人。

说得不好听一点,这位是个有奶便是娘的货色,先是参加李密的瓦岗军,然后投靠王世充,后来又成了秦王李世民的部将。

在为李世民工作期间,这位因功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——玄武门守将。

这个职位如此重要,以至于把魏征都“惊动”了。

当时的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,他见太子与秦王的矛盾越来越大,预感到兄弟俩早晚要摊牌,便劝李建成早做准备,这个准备之一,就是收买玄武门守将常何,把他培养成心腹。

对于有奶便是娘的人来说,这种收买肯定很容易成功,何况收买他的是太子,别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。

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种靠收买产生的“友谊”,是最靠不住的,因为一个人既可以被这个人收买,也可以被那个人收买,谁出的价钱高,谁愿意付出的利益大,这个“商品”就属于谁,与拍卖是一个性质。

所以,当李世民决定背水一战,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这个部将,亲自去“暗访”常何。常何决定站在他这一边。

对于这次“暗访”,有关史料的说法是“常何看出了其中的利害,决定助李世民成事”。

但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,如果李世民对他没有许诺,让他觉得跟着李世民将有更多的肉吃,估计常何也不是那么好“骗”的。要不就是他确实认识到李建成不够格当皇帝,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才是当皇帝的料,帮李世民上位,既有利于他个人,又有利于国家。

无论怎么样,李世民的这次“暗访”没有白跑,于是,趁李建成和李元吉经玄武门一同入朝之机,常何把玄武门关得死死的,把那两位和他们的几千手下隔离开来,使其在政变发生时无法救援,这样一来,李建成和李元吉就成了没有外壳保护的穿山甲,被李世民一口吃掉。


02

李世民变身为唐太宗之后,常何因功升为中郎将。

常何是武将出身,没多少文化,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好处是因为没读过多少圣贤书,所以脑子里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,比如“一仆不侍二主”之类(这可以用来解释他“有奶便是娘”的行为),坏处是当需要他拿笔杆子的时候,他就傻眼了。

比如贞观五年,李世民要求每个在朝官吏都要写一篇文章,议论议论时政的得失。常何傻眼了——老子只会舞枪弄棒,哪会弄这玩艺儿?门客马周劝主人别着急,这篇文章我来替您写。

这本是个权宜之计,为了完成任务而已,没想到文章交上去后,李世民看了大吃一惊,因为他明白,常何是个大老粗,他那点文化水平,充其量能把请假条写通顺,可是他交上去的这篇文章,分析之透彻无人能比,其中提出的20条建议,条条堪称“金玉良言”,具有极高的价值,与多数大臣呈上来的那些陈词滥调或者夸夸其谈,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!

大惊之下,李世民兴奋得不要不要的——这说明常何这小子身边有高人,这种高人,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,就让他老实交代,文章到底是谁写的?常何不敢隐瞒,“供”出门客马周。

常何的行为,有个行话叫“欺君罔上”,在历朝历代都是大罪,不少人还因此丢了脑袋。然而,李世民不但没有责怪这个“欺君罔上”的家伙,还因他为他发现了马周这个奇才而予以重奖,当场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,第二年再赐绢一百匹,加太中大夫,除延州诸军事延州(今陕西延安)刺史,进爵武水县开国伯,食邑五百户。

然后就是一路坦途,从贞观十一年的“授正义大夫,泾州诸军事,行泾州(今甘肃泾川)刺史”,到贞观十二年(638年)的“入朝为右屯卫将军”、贞观十六年(642年)的“敕修营建九成宫,授左领军将军”,再到贞观十八年(644年)的“奉诏领兵于丰灵等州,防备薛延陀,兼右武卫将军”、贞观十九年(645年)的“授平壤道行军副大总管”,直到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的“除资州(今四川资中)诸军事,资州刺史”、永徽三年(652年)的迁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、黔州(今重庆彭水)刺史。

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,仕途竟也如此顺畅,与上述两大功劳,不无关系。


03

那么这个马周,到底有何过人之处,以至于深得唐太宗李世民如此厚爱,后来又成为他最信任的布衣宰相呢?

出生于今山东茌平县茌平镇的马周,与史上众多牛人一样,也是个苦命人儿,从小就成了孤儿,家里穷得叮当响,喜爱学习的他虽然精通《诗》、《传》等经典,学问远近闻名,但他自己却不像别的牛人那样,动不动在朋友圈发“苦难是一笔财富”之类的鸡汤,对他来说,苦难就是苦难,苦难既换不来吃的,也卖不了钱。

他更不像那些人那样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,而总是因贫困失意而放浪形骸,导致人们对他产生的不是尊敬,而是厌恶。

虽有一肚子学问,虽年方二十就满腹经纶,见识不凡,却无伯乐赏识,连个养家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,换了谁谁不郁闷?

武德年间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,却是个助教,只能说聊胜于无,所以他的心境,基本上没有改变,依然整天借酒浇愁,工作也不用心,多次遭刺史达奚恕——还想不想干了?不想干就滚!

滚就滚,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,马周愤然离职,却再也没有找到可以留他的地方,只好在曹、汴之间流浪。浚仪县令崔贤首也来欺负他,想怎么侮辱就怎么侮辱。

看来此处真的容不下爷了,那就干脆远走高飞,到首都长安去,那里才有广阔的天地!

然而,长安的天地虽然广阔,却仍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,他只能寄居一个小小的旅店中,连老板都不待见他,让他自己照顾自己,而只顾照顾有钱的商贩。

这种待遇也不是第一次了,马周也不以为意,要了一斗八升酒,“悠然独饮”,把老板惊得目瞪口呆——这人到底是人,还是酒坛子?

若不是中郎将常何收留了他,让他当了一个门客,他的命运,也不知会有多惨。


04

李世民做梦也没想到,大老粗常何府中居然藏了这么一个奇才,马周也没想到,原本“为主分忧”的一篇文章,竟然获皇帝大人如此青睐!

也许马周自己,并未认识到那篇文章的价值,但在李世民眼里,他看到的是一篇“甚合朕意”的奇文(一千多年后的毛主席也曾给予马周的《陈时政疏》极高评价,称其为西汉贾谊治安策》之后第一奇文,并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商代名相傅说、助武王灭纣的姜子牙之上),所以他想马上见到这篇奇文的作者,当天就予以召见。

他太急于见到这个人了,在马周尚未到达期间,居然四次派人去催,及至马周到来,一番交谈过后,李世民对他不同凡响的见解更是佩服有加,“与语甚悦,令值门下省”。

也就是说,马周的起步并不高,李世民最初仅仅是让他在门下省值班侍奉,很可能属于“参谋不带长,放屁都不响”那种,但如此奇才,又得皇帝大人如此赏识,不青云直上是不科学的。

于是——

贞观六年,因“奉命出使符合旨意”,马周被授监察御史,其谏言大多被李世民采纳,随后又被授授侍御史加散朝大夫。

贞观十五年升任治书侍御史,兼知谏议大夫、检校晋王府长史,拜授中书侍郎,并成为太子李治的老师。

贞观十八年,马周升任中书令,依旧兼任太子右庶子,同年,李世民征讨辽东,太子李治坐镇定州,李世民令马周和高士廉、刘洎辅佐。

贞观十九年马周以本官代理吏部尚书。

贞观二十一年,马周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自从入朝为官后,马周不但能力出众,更是小心谨慎,认真负责,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差错,也从来没有受过处分,堪称完人,深受李世民信任。

而他短短十多年时间,就从一介布衣官至宰相,军国政令都归他掌管,成为皇帝大人最得力的助手,不知算不算一个吉尼斯纪录?

如果算的话,那么这个出身卑微毫无背景的屌丝,还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,那就是“让”皇帝大人当着其他大臣的面对他“朕若是一天没见到马周,就想他得很”(我与马周,暂不见则便思之),又亲笔写下“鸾凤凌云,必资羽翼,股肱之寄,诚在忠良”,赠给马周。

这样的“肉麻”话,史上有几个皇帝对大臣说过?

李世民最看重马周的,似乎是他的“忠良”,而马周最大的贡献,在于劝谏,他巧妙的进谏艺术,还成为后人学习的“教材”,所以对于他的谏言,李世民采纳率之高,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比如尽孝上皇、废除世袭、祭祀太庙、严明赏罚、倡行节俭、与民休息、约束藩王、选拔良吏等等,李世民所做的这些大事,都是马周劝谏的结果。

一千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再次提到马周这个名字,不由得就会想到他那句名言——临天下者,以人为本

“以人为本”理念的提出者,正是一千多年前的这个布衣宰相。

李世民之所以特别欣赏他,还因为他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治国原则——自古明王圣主,虽因人设教,而大要节俭于身,恩加于人,故其下爱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畏之如雷霆,卜祚遐长,而祸乱不作也。


万分可惜,这样一位治国奇才,却患上了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乏力、消瘦的消渴病,整年不好,哪怕李世民亲自为他调药,皇太子亲临问病,也不见好转,并且病情日益加重,于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初九病逝,年仅四十八岁。

马周去世后,李世民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,还特别让他陪葬于自己的昭陵

从破格任用马周这件事来看,李世民的胸怀之博大,的确非常人可比,如果他不具备比其他帝王更博大的胸襟,对弄虚作假的常何也来个“欺君罔上”,那么马周这个奇才,可能一辈子也不过是个门客,甚至与“欺君罔上”的常何同罪,也未可知。

世人常常争论一个问题:是千里马重要,还是伯乐重要?千里马固然重要,但是如果没有伯乐去发现,那么它一辈子也不过是一匹普通的马。

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老天爷做得到这点,问题是,你做得到不拘一格发现人才、不拘一格用人才吗?



附:马周《陈时政疏》原文及注译

臣历睹前代,自夏、殷、周及汉氏之有天下,传祚相继,多者八百余年,少者犹四五百年,皆为积德累业,恩结于人心。岂无僻王,赖前哲以免尔!自魏、晋以还,降及周、隋,多者不过五六十年,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。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,当时仅能自守,后无遗德可思。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,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,而积德日浅,固当崇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,广施德化,使恩有余地,为子孙立万代之基。岂欲但令政教无失,以持当年而已!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,宽猛随时,而大要以节俭于身、恩加于人二者是务。故其下爱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神明,畏之如雷霆。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。

今百姓承丧乱之后,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,而供官徭役,道路相继。兄去弟还,首尾不绝。远者往来五六千里,春秋冬夏,略无休时。陛下虽每有恩诏,令其减省,而有司作既不废,自然须人,徒行文书,役之如故。臣每访问,四五年来,百姓颇有怨嗟之言,以陛下不存养之。昔唐尧茅茨土阶,夏禹恶衣菲食。如此之事,臣知不复可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,辍露台之役,集上书囊以为殿帷,所幸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,特诏除之,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,虽穷奢极侈,而承文、景遗德,故人心不动。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,天下必不能全。此于时代差近,事迹可见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,并诸王妃主服饰,议者皆不以为俭。臣闻昧旦丕显,后世犹怠,作法于理,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民间,知百姓辛苦,前代成败,目所亲见,尚犹如此,而皇太子生长深宫,不更外事,即万岁之后,固圣虑所当忧也。

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,但有黎庶怨叛,聚为盗贼,其国无不即灭,人主虽欲改悔,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,当修之于可修之时,若事变一起,而后悔之,则无益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,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,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。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,而幽、厉亦笑殷纣之灭。隋帝大业之初,又笑周、齐之失国,然今之视炀帝,亦犹炀帝之视周、齐也。故京房谓汉元帝云:“臣恐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古。”此言不可不戒也。

往者贞观之初,率土霜俭,一匹绢才得粟一斗,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,故人人自安,曾无谤。自五六年来,频岁丰稔,一匹绢得十余石粟,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,咸有怨言。又今所营为者,颇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,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,惟在百姓苦乐。且以近事验之,隋家贮洛口仓,而李密因之;东京积布帛,王世充据之;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,至今未尽。向使洛口、东都无粟帛,即世充、李密未必能聚大众。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,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。若人劳而强敛之,竟以资寇,积之无益也。然俭以息人,贞观之初,陛下已躬为之,故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,则天下知之,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矣,而用之不息,倘中国被水旱之灾,边方有风尘之警,狂狡因之窃发,则有不可测之事,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。若以陛下之圣明,诚欲励精为政,不烦远求上古之术,但及贞观之初,则天下幸甚。

【译文】

我一一阅读史书,发现从夏、商、周到汉代,朝代不断交接更替,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,短的也有四五百年,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,赢得了民心。其中也有昏君,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。可是从魏晋以来,到北周、隋之时,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,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。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,只做到自保,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。所以,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,又值有人趁机造反,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。现在,陛下虽然创下奇功,平定了天下,但是,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。因此,应当推崇大禹、商汤、文王、武王之道,广布道德教化,为将来留有余地,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。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,保住今日的江山,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?而且,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,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,但节俭、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。只有这样,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,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,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,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。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、没有动乱的原因。

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,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。然而,如今徭役仍然很多,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,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,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,一年四季,没有休止。陛下虽然仁德,每每下令减轻徭役。可是,有些部门按计划,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。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,可是,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。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,这四五年来,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,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。过去,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,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。这些节俭的美德,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。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,停止修建露台,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,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。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,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,让老百姓休养生息,安居乐业。汉武帝时,他虽然穷奢极欲,但还是继承了文帝、景帝的遗风,所以民心没有动摇。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,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。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,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。现在,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,各位王爷、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,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。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,后代还会因循懈怠;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,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。陛下年少时,生长在民间,知道百姓的辛苦。前代的成败,也看在眼里,还尚且这样做。而太子生长在宫中,养尊处优,不知民间疾苦,将来即位之后,可想而知,情形堪忧啊。

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,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,聚众闹事,国家没有不灭亡的,君王即使悔过,没有能重新安定的。如今,改进政治教化,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,如果发生变故,就来不及了。君主一般都认为,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,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。所以,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,周幽王、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。隋代开国之时,又讥笑周、齐失掉江山。现在,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,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,犹如隋之视周、齐一样。所以,京房对汉元帝说:“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,犹如现在看古代啊。”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。

从前贞观初年,普天下霜灾歉收,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,但天下平静。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,所以人人自安,从无讪谤抱怨之词。近五六年来,连年丰收,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,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,都有怨言,这是由于徭役过重,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,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。从古以来,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,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。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,隋朝在洛口仓贮粟,而为李密所用;在东京堆积布帛,结果被王世充占有;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,至今还未用完。当时如果洛口、东京没有粟帛,那王世充、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。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,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,然后再去征收。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,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,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。不过,用节俭来与民休息,在贞观初年,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,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。只要实行一天,天下都会知道,大家就会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劳苦,还用个不停,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,边境有风尘之警,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,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,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。如果以陛下之圣明,真要励精图治,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,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,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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